在弗里斯兰寻找历史2025年6月15日

　　从荷兰本部的莱顿前往东北部的弗里斯兰搭乘火车需要三小时。在阿姆斯特丹南站换乘开往吕伐登（Leeuwarden，弗里斯兰省省会）的城际列车后，火车很快驶入弗莱福兰省（Flevoland）。浓雾包裹着窗外的低地与圩田，只留下早春尼德兰土地上尚未生出绿叶的树木的层叠黑影。建造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荷铁城际材料（Intercity Materiaal）动力电车组拖着老迈但仍然轻快的身躯，穿行在灰中泛黑的迷雾之中，携我们前往弗里西亚寻找历史。

　　弗莱福兰成陆历史十分晚近。在1916年水灾之后，荷兰政府计划封闭荷兰的内海须德海，并将海埔新生的土地开垦成农业用地。1932年，隔离海陆的阿夫鲁戴克大堤完工：须德海彻底成为内湖，更名为艾瑟尔湖。二战后，荷兰政府先后于1957年和1968年开垦艾瑟尔湖东南部与西南部为圩田地域。1986年，孕育于该片圩田上的市镇投票独立为新省份，即弗莱福兰。

　　行至弗里斯兰境内，浓雾散尽。瞬间可见阴沉压抑的天空之下，绵延至天边的芦苇荡与沼泽地。四周渺无人迹，仅可见三两湖鸭信步。地面的主色调由棕黑渐变至黄绿。近抵吕伐登城郊时，天色放晴，长条状的圩田不断延伸，裹挟住陆地下方深沉的泥水，形似17世纪尼德兰风景画中巨大屋檐的茅草屋矗立在圩田之间。不多时，火车到站，我们踏入西弗里斯兰的心脏——吕伐登。

　　黑色的摩天楼是到达吕伐登后留下的第一印象。在这座人口12万的城市的中心，一栋115米的纯黑色高楼给东北小省城平缓的天际线制造了些许的错愕。阿奇米亚塔（Achmeatoren）虽然在高度上在弗里斯兰一骑绝尘，但是其整齐的玻璃窗与黑色的铝板外墙，仿佛给弗里斯兰大地横平竖直的圩田与绿黑泛滥的洼地提供了绝佳映照。车站前的街道上可见一对白色的人像雕塑，该雕塑由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艺术家海梅·普兰萨（Jaume Plensa）创作。这座名为“爱”的雕塑下方的解释牌上如是写道：

　　“爱”由两个七米高的白色雕塑组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似乎注视着彼此，但双眼却是闭着的。孩子们的表情宁静祥和。他们周围是一团两米高的雾气，我们可以在其中漫步。普兰萨说：“他们在做梦。”对孩子们来说，未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梦。这位西班牙艺术家在看到弗里斯兰田野上清晨的薄雾时，获得了创作雾喷泉的灵感。“在弗里斯兰，”他说，“水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吗？”

　　水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吗？可能对出生于地中海西岸，比利牛斯群山包围之中巴塞罗那艺术家来说，弗里斯兰大地上水与陆的关系过于令人困惑，以至于留下了这么一个隐微的问题，拷问每一位从吕伐登火车站走出的行人。而我们的问题是，既然雕塑试图描绘的是一种名为“爱”的情感与状态，为什么明明面对面的女孩和男孩保持着微妙而克制的距离，没有用眼睛互相沟通，而是选择了闭上各自的眼睛，沉浸在抽离于当下的梦境？

　　思绪返回吕伐登的现实。笔直的运河制造出与荷兰任何一座古老城镇相似的样貌。难以想象与洛阳博物馆合办的《武则天：中国唯一的女皇帝》临时特展正在这座这座荷兰边远地带省城的公主宫-国立陶瓷博物馆（Keramiekmuseum Princessehof）展出。博物馆入口对面的高墙上涂有黑森-卡塞尔的玛丽·路易丝（Marie Louise）巨幅画像，画像下方是与玛丽·路易丝以血统联结的18世纪以来奥兰治诸王——似乎在暗示长期孤身一人居住在吕伐登的玛丽·路易丝是今日荷兰王室之母。

　　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清朝入关后政权奠基人孝庄皇后逝世之年，同年英国光荣革命爆发）她出生于黑森-卡塞尔公爵之家，玛丽·路易丝和拿骚-迪茨伯爵、弗里斯兰与格罗宁根省督约翰·威廉·弗里索（Johan Willem Friso van Nassau-Dietz）在1709年成婚。在1711年丈夫不幸溺水身亡后，玛丽·路易丝成为其子的摄政，在1711-1731年间统治弗里斯兰、格罗宁根与德伦特三个联省共和国北方省份。公主宫是玛丽·路易丝结束摄政之后的居所，也是在这里开启了她的瓷器收藏。1759年其子——荷兰联省共和国首位世袭摄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四世逝世，玛丽·路易丝作为年幼的威廉五世的祖母再次摄政。在随后的六年内，她大部分时间身处弗里斯兰的吕伐登统治全国，其间多次往返政治中心海牙，直至1765年于吕伐登逝世。从空间维度看，吕伐登也短暂成为了全荷兰统治者的行在，不知道对于现代的弗里斯兰身份建构来说，对玛丽·路易丝的勾勒是否是在强调弗里斯兰已经在王族血脉上成为荷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是在暗示吕伐登也有成为一国之都的潜力？

　　公主宫内的武则天展宛如从洛阳博物馆移植而来：从策展到配乐无不透出2020年代国内博物馆临展的特点，对于空间的重置无比凸显出“以大为美”的策展审美，也立即形成了与新派荷式策展饶有趣味的反题。而该馆的常设展设于博物馆二层，展柜中常常以成堆的形式展览中、日、韩三国以及欧洲各国仿制的陶瓷器皿，前者往往缺乏详细的展牌解释——于是乎，博物馆试图结合现代技术，在展柜下方张贴二维码——试图通过现代技术遮掩其东方主义策展的底色。然而只要细心，不一时就在一处二维码上找到“KOLONIALE ROUTE/COLONIAL TOUR”（殖民之路）几个硕大的黑字。弗里斯兰虽然不是荷兰帝国海外扩张事业的策源地，但其深具航海传统的当地社会，深度与海外拓殖活动勾连。来自弗里西亚的一代代商人、船长、军官与水手远涉重洋前往东方讨生活，留下身后的家人在弗里斯兰的城镇中享受海外帝国所带来的财富。

　　对东方主义策展加以批判后，我们回到清晨时分寂静无人的市中心的威廉明娜广场。此时已是午后，广场上三三两两的行人容貌神似一海之隔的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乡亲，置身其中，不知是否已然到达同是沿海围垦拓殖地区的剑桥或诺福克郡。弗里斯兰博物馆（Fries Museum）与阿纳姆-吕伐登地区上诉法院吕伐登办公区在广场东西分立。作为区域历史与族群身份的文化载体，我们一度对弗里斯兰博物馆的展览抱有诸多期待，然而很快期待化作困惑。

　　走入玻璃幕墙包裹下的博物馆大厅，拾级而上，能够在主要的展览空间前看到矗立的楼层指引，上面只有弗里斯兰语书写着的每一楼层的展览内容，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吕伐登的公共场所见到弗里斯兰文，荷兰语也在弗里西亚语突然出现之际突然消失，我们满心以为展厅内将会有荷语与弗语双语进行解释时，第一个展厅内有关弗里西亚造陆与垦殖史的展牌内容多由荷语与英语解释，弗里西亚语退居展厅角落提供的多语种解释牌上——与德语并肩出现。

　　如同荷兰沿海的大多数地区一样，弗里斯兰省在过去一千年时间里也经历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围垦兴农。比如现今位于弗里西亚省内陆中心地带的吕伐登，在13-14世纪之前是坐落于须德海之滨的沿海贸易港口城市。与北海对岸的英格兰、苏格兰沿海地带类似，弗里西亚滨海的滩涂地中蕴含着丰富的泥煤，成为了这片平缓土地上进行农业开发的重要能源。该展厅侧重于叙述中世纪以来的弗里斯兰成陆史，似乎在采用一种反宏大主义的态度，以普通民众与自然环境的长期斗争来体现弗里斯兰大地地貌变迁与经济变迁过程。仿佛历史中大部分阶段都是英勇的弗里斯兰人民，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兴建的水利基础设施与海洋争夺生存空间，而对该地区各政治、军事实体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较少进行着墨——只有在一块循环播放不同题材内容的电子屏幕上偶尔显示“共同的弗里西亚文化”地图作为地跨荷兰、德国与丹麦三国的弗里斯兰族群存在的明证。

　　苦苦寻觅之下，弗里斯兰语以一种方言的形式出现在展示欣德洛彭（Hindeloopen）式装饰风格的房间之中。欣德洛彭作为弗里西亚重要的海员之乡，在17至18世纪荷兰海洋贸易活跃的岁月里，走出了荷兰东西印度公司大批船长与水手，而他们的妻子们往往会如同徽州商人 的家室一样留在家乡。由于从全球贸易与殖民主义中获得了巨量的财富，欣德洛彭镇上建起一座座豪宅，以印度、中国、斯堪的纳维亚与阿姆斯特丹的各式家具、摆件装饰。展牌上无不骄傲地提到，在187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欣德洛彭式客厅作为典型的“荷兰式”装修范式吸引了国际目光。我们注意到该房间内有并列的两种语言进行介绍，一侧为荷兰语，另一侧为弗里斯兰语欣德洛彭方言。这或许与弗里西亚诸语长期缺乏形成共识的标准语有关——弗里斯兰各地方言文化强势，很多方言存在无法互相沟通的情况。而今日荷兰标准化的弗里斯兰语其实是一种西弗里斯兰普通话，该语言也是弗里斯兰诸语中最为广泛使用的一种，目前约有40万使用者。

　　而在以“弗里斯兰故事”（ferhaal fan Fryslân）为名的展厅之内，博物馆再次以“去宏大叙事”为要旨，用百件展品大力突出微观史与物质文化史的叙事。而对于不够熟悉弗里斯兰历史的观众来说，完全将线性的政治、社会、经济史进行隐藏，不知是否一定有助于反思与批判日常认知的种种误区，亦或是可以起到某种掩盖历史的客观作用——这我们不得而知。只见到进门当头的介绍牌上，上方正中央大书荷语，下放并列英、弗、德三语。在100件展品组成的错综时间迷阵中，意识忽而倒退到走出了西班牙皇帝查理五世顾问委员会主席弗里斯兰人艾塔的维格利乌斯（Viglius van Aytta）的16世纪，忽而快进到当代高唱弗里斯兰省歌《老弗里斯兰人》（De Âlde Friezen）的本地足球队海伦芬的比赛现场。穿插其间的，可以零星见到19世纪来弗里斯兰文化运动中，以弗里斯兰语书写的文学作品。走出“弗里斯兰故事”，弗里斯兰各地城市变迁与圩田造陆的摄影作品迎面而来，也许在这一刻，通过“去宏大叙事”与“去人类中心”的双重合谋，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史已然被消解。缺乏时间线的微观化的物件展陈——弗里斯兰史，或者说弗里斯兰人民史究竟身处何方？群像化、线性化的人民史未必是一种必需品，但是过度对时空的模糊化处理，使得宏大叙事彻底化整为零，在客观上也在掩盖历史的脉动与张力。更何况，这一切的背后是否也存在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决定的、掩盖弗里斯兰身份建构史的图谋？

　　然而，当代弗里斯兰身份确是经过长期的社会运动所锻造的。1950-1951年间，在弗里斯兰的多个法律案件中，法官拒绝被告在法庭上使用弗里斯兰语发言。为此，记者舒勒尔（Fedde Schurer）在《海伦芬信使报》上发表社评（笔者注：舒勒尔是西弗里斯兰语母语使用者，即荷兰今天一般所称的弗里斯兰语），批判1951年10月17日一次庭审中法官萨科·理查德·沃尔特斯（Sacco Richard Wolthers）曾公开宣称的“在官方层面我听不懂你说的话”（荷兰语：Officieel versta ik u niet）这一鲁莽的论断。舒勒尔还强调，根据去中心化委员会的建议，公务员应该学习弗里斯兰语。结果是，舒勒尔因此被指控诽谤法官并于1951年11月16日在吕伐登司法宫（现阿纳姆-吕伐登地区上诉法院吕伐登办公区）受审。当日，就在今日弗里斯兰博物馆门口的广场上，民众聚集，众多弗里斯兰民族主义者到场，荷兰警方弹压人群过程中过度使用武力，迅即酿成骚乱，史称“棍棒星期五”（Kneppelfreed）。此事件在战后表面平静如水的荷兰社会一石激起浪花，海牙的中央政府派出三位部长代表与弗里斯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们协商、促成有关国家法律的修改。1956年起，弗里斯兰人在法庭上终于可以使用母语，荷兰官方也正式赋予弗里斯兰语“第二国家语言”的地位。今日在弗里斯兰省委会占有多席之地的弗里斯兰民族党（Fryske Nasjonale Partij）则在1962年成立，长期争取在荷兰形成联邦式的中央-地方体制，使弗里斯兰省能够获得更大自主性甚至最终实现独立。近在眼前的弗里斯兰历史，却在以弗里西亚为名的博物馆中毫不见其踪影。

　　结束参观之时，我们也到达了博物馆的顶层。高大且似乎十分透明的玻璃幕墙被细小呈长方形的框架分割为无数个圩田般的形状。透过阡陌之间的玻璃，吕伐登司法宫好像在斜前方注视着弗里斯兰博物馆，定睛一看，只见司法宫楼顶漆以红白蓝的荷兰国旗三色。弗里斯兰博物馆自身的平面屋顶如同一块巨大的木板，压制在弗史展览的上空。不仅仅我们对该馆弗里斯兰历史的叙事感到虚无，我们的腹中也深表同感。径直下楼，走向前台，询问工作人员，我们想打听下附近何处能寻觅到弗里西亚的本地菜肴：

　　答：我知道一家叫“Banketbakkerij Salverda”的弗里斯兰特色糕点店，推荐你们去试一下。

　　答：我也不是本地人，我是进口来的（Imported），你们要不看看博物馆门口那条主街上，那边餐厅很多！但我也不知道哪里能吃到弗里斯兰菜。

　　跃上开往荷兰本部的列车，火红色的夕阳照耀在弗里斯兰的地平线上，充满圩田与水汽的大地变得阴黑不可见底，眼前仿佛腾起浓稠的雾气——寻找弗里斯兰历史的一天在困惑的心境中告终。

　　三周之后，同行的友人发来消息：吕伐登当地媒体近日登载，10位女性指控弗里斯兰博物馆前任馆长克里斯·卡伦（Kris Callens）性骚扰。卡伦在2025年1月卸任前也同时兼任公主宫国家陶瓷博物馆馆长。

所罗门群岛马莱塔省